译林出版社于去年推出了两本新译作，《公众的怒火》和《天秤星座》，作者分别是美国“后现代”作家群中的干将罗伯特·库佛（RobertCoover）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两部小说都不是最新作品，前者出版于1977年，后者出版于1988年，但相信中国的读者都是第一次读到译本。令人感兴趣的是两部小说都属于我们比较陌生的“政治小说”，因此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阅读期望，倒要看看这些政治小说玩的是什么花样。
玩的花样当然是政治，或者说是拿政治事件来说事，来写作。先说《公众的怒火》，选择的“政治”是五十年代著名的罗森堡夫妇案件。库佛以前以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姜饼屋》、《平常事故》、《打女佣的屁股》与我们见过面，这些作品虽然机敏、诡秘、神经兮兮，但与另一位著名的后现代大师约翰·巴思相比似乎有点疲软无力，兴奋剂剂量不足的样子。但《公众的怒火》却是令人震惊的，通篇可见对于现实、对于国家机器、对于政治秩序的唾弃，习惯于冷嘲热讽的知识分子库佛在小说里扒所有人的裤子（小说里有一段描写公众壮观的脱裤子的场面堪称经典），充满了一种罕见的大无畏的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作家世人皆睡我独醒的自信，这种可爱的自信使作家兀自愤怒着，对一切都发出尖利的嘲弄的冷笑。甚至是对他自己正在利用的历史，作家也通过“山姆大叔”之口贬低了它的尊严，“孩子啊，历史是一堆冷灰，在里面翻搅，你所能得到的只是脏物。”
小说叙述的是以罗森堡夫妇事件为核心的“梦幻时代”，对于那对夫妇是否将原子弹机密泄漏给前苏联，对于那对夫妇的罪名是否成立，作家明显是不关心的，他要渲染的就是行刑地时报广场（与史实相比行刑地无疑是作家合理的搬迁）的“梦幻时代”狂热迷乱的气氛，他要说的是国家机器发疯运转时人们也随之疯狂，梦幻时代有时往往也是疯狂的误入迷途的时代。小说另外一个惊世骇俗之处是将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作为核心叙述人，并且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具有良知和正常思考能力的“小丑”形象，这个副总统“小丑”居然跑进囚室和伊瑟尔·卢森堡作爱（我怀疑尼克松当年是否与库佛打过官司），最后为了祖国，为了自己，情愿遭受“山姆大叔”的强暴——那是最后的高潮，也是梦幻时代最滑稽最华丽的一幕尾声，同样也是最为令人心惊的“政治”！
《天秤星座》读来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的冲击力，虽归入政治小说，选择的是六十年代李·奥斯瓦尔多刺杀肯尼迪事件，但小说的路数显得老实而本分，若说及小说中的政治，这政治也作为文学元素溶解在小说人物与细节中了。德里罗的文字风格本来就是偏重写实的，这部小说套用时髦的名词，写的是一个成长于纽约贫民区的叛逆者的“心路历程”。而心路历程总是与生活经历、个人遭遇有关，因此读者能在书中看见奥斯瓦尔多在日本服兵役、在红色苏联寻找理想而不得的细腻的文学化的描写。奥斯瓦尔多的短暂一生看似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生，实质上却是一个社会不适应者的一生，这样的不适应者，从他出生起就向人群稀疏的地方走，与人群背向而行，最终他会通过某种毁灭寻找新生，通过某种倾斜达到平衡。这种人的悲剧并非政治信仰的悲剧，而是一个人命运的悲剧，相信这不仅是我的读后感想，也是德里罗要表达的意念。
巧的是刚刚从报纸上读到一段新闻，说当年肯尼迪的接任者约翰逊的情妇最近大爆新闻，称约翰逊是刺杀肯尼迪的幕后操纵者，并且言之凿凿。这与德里罗在小说中的“推断”基本相仿。作家当然与案件的所有当事人无亲无故，他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凭借的只是自己对事物的直觉去虚构了两个躲在奥斯瓦尔多身后的真正元凶——满腹牢骚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作家的直觉并不可信，他习惯于把事物复杂化，深刻化，强调正反两面性，他的结论从来没有权威，但是这种结论恰好依赖于他对政治的理解，政治就是无数套在一起的箱子，一层一层，你知道其中有污迹，有子弹孔，但你不揭开所有箱子，就不知道污迹从何处渗透，子弹从何处射出。
《天秤星座》与《公众的怒火》最不同的是作家的立场，德里罗与库佛不同，就拿对政治的态度来说，德里罗对政治是恭敬的冷静的，恭敬和冷静中还带着一点点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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